萧友梅与当代音乐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暑期举行
由我院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协理论委员会、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研究所联合主办，我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具体承办的萧友梅与当代音乐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于8月7日至9日在京郊举行。
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在撰写《萧友梅编年纪事》一书过程中，发现了萧氏写于抗战初期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拟办集团唱歌指挥养成班及军乐队养成班理由及办法》等一批珍贵文献。萧友梅先生从当时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形势出发，以一个职业音乐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及时提出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应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等主张。新发现的史料充分体现了萧友梅音乐思想的进步性，在今天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次研讨会旨在结合这些新发现的史料，联系萧友梅一贯的道德人品、办学精神、治学态度、美学思想，对当前的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和音乐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讨。来自全国10余所音乐学院和音乐研究所的近40位音乐学和作曲专业的学者、教授参加了研讨会，共提交论文30多篇。会后主办方将收集优秀论文编辑、出版《萧友梅研讨文选》。
本次研讨会得到了中宣部和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同志的大力支持，并得到了《音乐周报》和《人民音乐》等多家媒体的响应。同时，研讨会也得到了我院领导的高度重视，王次炤院长于百忙之中撰写了以“弘扬先贤思想遗产，拓宽学术研究空间”为题的开幕词，并准备出席会议。但因临时有重要公务而未能到会，开幕词则由他人代读。
代表们讨论得比较集中的话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专业音乐教育
萧友梅是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而与会代表们也大多来自音乐院校，联系萧友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大家对当前的音乐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王院长指出：“有四个方面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改进。第一，如何加强音乐教育的实践性，也就是如何使受教育者面向社会音乐实践，成为社会音乐发展的推动力。第二，如何增强专业音乐教育的文化含量，使音乐教育融合在文化艺术的大氛围中。第三，如何提升音乐教育的民族意识，也就是如何建立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第四，如何提高音乐教育的国际化水平，也就是如何使中国的音乐教育立于世界音乐教育的先进之林。”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王勇老师强调：“面对今天专业音乐教育中存在的为了经济效益而办学，学生就业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专业创作与教学、与音乐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等问题，萧友梅的音乐思想仍有许多可借鉴之处。”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周世斌认为：“近十几年来，我国高等音乐教育呈现快速发展之势，但是也产生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专业音乐教育办学定位的偏移或含糊不清。一些高校忽视专门人才的培养规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失去自我；盲目扩展专业，贪大求全，在发展中迷失方向。事实上，除了地盘够大、人数够众、学科门类够多以外，办学质量和水平上并没有明显改善，反而造成一种丧失特色、貌合神离的尴尬局面。萧友梅在办学过程中强调音乐学科建设的严谨性、科学性和音乐专门人才培养的循序渐进。这种严谨、科学的治学风范确实值得当今的音乐专业工作者学习和敬仰。”
二、关于音乐创作
70年前，萧友梅曾在《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一文中提出“建立国民乐派”的主张。弘扬先贤思想，多位代表提出要建立新世纪民族乐派。我院王震亚研究员指出：“萧友梅出国学习音乐，回国埋头创办专业音乐教育，毕生孜孜以求的是建立中国的民族乐派，使中国音乐能像俄罗斯民族乐派那样在世界上‘与人争一日之长’。在几十年音乐普及的基础上，我国近20年来涌现了一批才能杰出的音乐人，他们经过严格的学习之后，以蓬勃的朝气，为中国乐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在多种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国外的一些音乐活动中频繁出现他们的作品，并且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这些成就和强大的俄罗斯民族乐派相比虽然还有差距，但是否已开始实现了萧友梅的中国音乐‘与西乐有并驾齐驱之一日’的宿愿了呢？！”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家金湘强调：“作曲家都应该向萧友梅学习。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提倡作曲家应该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不是空洞的口号，新世纪中华乐派并非由谁提出，亦非由谁来建立，它实际上是每一位华人音乐家（不论是先人或今人）早就在追求、实践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综合体。现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只是为使人们目标更明确，奋斗更自觉。”前星海音乐学院院长赵宋光建议：“要想建立新世纪中华乐派，必须确立四大支柱：首先对56个民族多元一体的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其次是对音乐教育内容的民族主体化进行更新转轨，第三是音乐表演艺术多方位开拓民族特色，第四是音乐创作在民族音乐文化沃土上的自觉创新。”
“建立新世纪中华乐派”是一个非常庞大且富有感染力的话题。会上，代表们意犹未尽，会后（8日晚）又在赵宋光的房间里组织了一个学术雅集，自愿参加的代表们一直辩论到次日凌晨。
三、关于音乐史料建设
本次会议的召开，主要是源于一批新发现的珍贵史料。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的汪朴和黄旭东老师在撰写《萧友梅编年纪事》一书过程中，搜集到了一批尘封数十年、出自萧友梅手笔的珍贵文献（已刊登在《中国音乐学》今年第二期上）。新史料使我们对历史人物、事件有了新的认识。与会者纷纷向新史料的发现者表示感谢和敬重，并呼吁要加强音乐史料建设。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张振涛认为：“只有对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充分的了解，才能解答历史疑案。如果没有把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特定背景搞清楚，就难以判断事情的性质。”南京艺术学院研究所所长居其宏指出；“重视史料建设、加强史料的搜寻与辨伪，是当前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关键。在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和教学中，必须牢固确立‘史实第一性’原则，使之成为历史哲学认识论的核心、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及历史解读的惟一依据。”我院音乐学系梁茂春教授强调，在相对较为浮躁的今天，“应该提倡坐冷板凳的精神和挖掘史料的精神。”我院音乐研究所所长戴嘉枋认为：“没有史料就谈不到有可靠的研究。可以按专题来搜集史料，也可以有组织地挖掘。另外，国家在科研项目上应重视史料的收集工作。”会议最后，山东师范大学刘再复教授提出建立中国音乐资料馆的倡议，并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除了以上几个比较集中的议题以外，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的《用音乐唤醒民族意识》、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教授的《从“文明交往论”看萧友梅音乐思想的构架与内涵》、西安音乐学院硕士生安晶的《萧友梅学术人格的启迪》、旅美学者周勤如的《资料共享与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我院音乐学系郑祖襄教授的《历史不可缺失》和作曲系教授陈丹布的《让中国风格的写作重新发扬光大》等论文，也都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另外，我院俞玉姿老师还宣读了她电话采访萧友梅的女弟子李惠年的记录，这位百岁老人通过俞老师表达了她对会议的祝贺。
两天的会议开得紧凑而热烈，代表们求真务实，联系实际，针对问题，提出己见。温故而知新，缅怀历史人物，是为了今天更好的建设和发展。正如王院长在开幕词中所指出的：“对于先贤们的思想遗产，一定要进行分析，继承与弘扬其中在当今仍有价值、仍有教育和启迪意义的内容，从而使自己更理性、更自觉地在合乎历史与艺术发展规律的道路上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