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于文化哲学、音乐哲学、中国乐史、考古训诂领域的陇菲（牛龙菲）先生可谓是中国音乐美学学会30年成长历程的见证者之一。
先生首次参会要追溯到1985年第三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恰逢中国音乐美学学会正式成立。
此后先生还参与了第五、六、八届会议，两次音乐美学专题笔会（2006、2008年）以及2014年的音乐美学高峰论坛。
回忆三十年的经历，先生笑称面对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而又清晰地记得最早参加第三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的参会者，于润洋先生、何乾三先生、蔡仲德先生、王宁一先生，等等。
捡览往年参会照片、参会文章，时间镜头一点点拉近，弥散在时光中的学术脉络已然显示大致轮廓。
印象光点
问：
您不仅是音乐美学会议较早的参与者之一，也是九届音乐美学会议及专题笔会的多次参与者，见证了学会的诞生与成长，其中哪些会议、议题或争论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答：
1985年我发起的，与李曙明先生、蔡仲德先生有关“音心对映论”的往来商榷，引起了广泛关注。音乐美学界，很少有像廖辅叔先生所说这样“唇枪舌剑不伤人”的学术争鸣。
1994年12月10日，我们一行人参加香港音乐美学会之后，返回广州，于润洋先生召集了一个扩大的理事会，研究下届音乐美学年会议题，当时我还不是理事，被特别邀请参加。会上、会后，于先生希望我写一篇相关文章，于是便有了那篇基于《当代中国音乐美学的历史哲学反思》的《音乐存在方式——同人之有关思路》。这篇文章，集中评述了《哲学反思》中，“起（社会功能）、承（美的本质）、转（审美感受）、合（存在方式）”之“音乐存在方式”的研究现状，为1996年以“音乐存在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音乐审美意向问题”为主题的淄博第五届会议，做了学术历史脉络梳理。
2000年第六届会议，我提交的《“对象”与“关系”——卡尔纳普< 世界的逻辑结构>读记》，探讨了卡尔•纳普的一些重要观念：人把世界建构成能为我们认识、把握的“逻辑构造”，这个“逻辑构造”是由某种关联构成的“群”。在这个“群”里，“基本要素”各有不同，有变化，但它们的“基本关系”，却恒常不变。音乐美学研究，往往关注“对象”，却常常忽视对象之间的“关系”。我们时常讨论“人们如何欣赏音乐”、“欣赏音乐的心理感受”，却很少探讨这些审美感受的深邃背景，以及这个背景的逻辑构造。
2008年第八届会议中心议题是“音乐美学与音乐哲学的关系”。我在此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形》，以通达万事万物之“道、形、器”的“形”，以及音乐艺术中的“形”——“行象”，还有墨子“达、类、私”之“类”，进一步阐释我此前所说“逻辑构造”之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似关系”。
回眸展望
问：
2015年将举办第十届音乐美学会议，也是中国音乐美学学会成立30周年，值此之际，您对音乐美学学科研究与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的发展有何感想展望？
答：
我的这些参会文章以及我近几年发表的其它文章都体现了两个方面的“回归”，用我的话说是“与汉字共存亡，和老子通声气。”
各个学科都有它最基本的认知模式，音乐美学也应当有自己的基本认知模式。
音乐美学应该建立一些“元”理论，即不证自明的、公理性的东西。我的认识，回归到先秦老子“道、形、器”之“形”，墨子“达、类、私”之“类”，公孙龙子“指非指”之“指”。
这些年，我的论文表述，特别借重先秦诸子。从早期西化的论文体，逐渐回归古典的汉语言。
这些年，我不大谈“音乐美学”，原因除了对“音乐哲学”的侧重之外，是想退后一步， “观音、观世音”。
对于音乐美学学科，我曾在《当代中国音乐美学的历史哲学反思》这篇文章中以“起、承、转、合”来概括那个时期音乐美学研究的焦点。司马迁说得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起承转合”的描述，是我对这一时期音乐美学“古今之变”的概括，而如今应该进入“究天人之际”这一本原的、哲学层面，即探讨人与天、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我们能否、如何用“能指”指称“所指”。
对于已经走过30年岁月的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希望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每个人做自己的独立尝试，以求在不同的思维进路取得各自的突破。
有个性的声音越来越多是好事。至于争鸣之中“胜”或“不胜”，自有其因缘，无须介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