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严
——一个教育工作者的体会
“有爱才会严，严是出于爱”，这是我几十年来从事教育工作的信条和准则。
去年，我被邀请参加一次班庆活动，这是五九届同学举办的50周年班庆。当我步入会场，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同学们时，真是感到欣慰，也为他们感到骄傲。看到五十年前的孩子们如今都已是睿知者，音乐界的精英。他们有的是音乐学院院长，音乐出版社社长，交响乐团的团长、总监、指挥，有的还是著名作曲家、撰稿人，著名影视剧编剧者，各艺术团体的领导，各艺术院校教授和各著名乐团的首席演奏员，甚至还有电脑电器专家等等。面对这人才济济的学者与精英，顿时我脑海中浮现起五十年前的情景。
那是1959年的招生。那年招生是我们附中刚刚从天津搬到北京的第一年，也是第一次扩大招收三年制学生（理、作、指、声），也是我第一次主持招生工作。我于1958年1月份从上海市三女中（即中西和圣玛丽女中合并而成）调来中央音乐音院附中工作。这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学校，我就从头开始学习，去各教室听老师们上课，不仅听文化课，也听音乐共同课和各专业课，使我了解与普通中学有哪些不同及其实质的区别；一是为音乐学院培养后备生以及为各艺术团体培养专业演奏人员，二是为普通高等院校培养后备生。当年，我参加了1958年在天津招生工作全过程，从专业初试到复试，再进入文化课考试等等。我发现有的学生在考试时表情非常紧张，完全处于心理不正常状态……我想，在紧张的心理状态下，声带、手指、运动神经系统等都会失去制控。这样能反映考生真实的专业水平吗？我就带着这个疑问，在1959年北京招生考试时提出了，经过反复酝酿，附中招生委员会同意我的意见：若考生在初试时，由于神经过于紧张而未能反应专业的真实状态时可申请再次初试，第二天贴出布告，果然有不少初试未通过的考生申请再次初试，而再次初试也真的发现低分考生还是有潜在能力，是可以参加复试的。当我会场上回忆这段招生工作的历史时，在座的某些同学当即回应道：“我就是再次初试后，最后被录取的。”此时，同学们响起了热烈鼓掌。
我认为，教育工作者对待学生应有“一个也不能少的爱心”，而我们艺术教育工作者也应该有“一个也不能漏的爱心”！
此时，我又想起教学上的诸多问题。首先在课程的安排上，一是文化课与专业课设置比例相差太大，二是在专业课中授课与练琴时间的比例为（2+22），也就是说大部分时间被练琴所占，而没有考虑到练琴时间的有效性问题。这种现象在实践中引起得到重视，使文化课与专业课的比例设置作适当的调整，主课练琴时也得到老师的指导，得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师资的配备上，1958年由于中央院与天津院分院，部分专业教师和文化课教师留在天津，对整体教学质量产生一定影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老院长赵沨的支持下，向文化部争取到了多名刚刚从东欧及苏联留学回国的专业教师，如小提琴有王振山、赵维俭，大提琴有胡国尧、宗柏，钢琴有倪洪进等。另外，院部优秀毕业生留校分配到附中的有指挥徐新、朱有臻，钢琴王并臻等。后来，在文化部召开的全国艺术教育工作会议上，我提出了文化课对提高艺术修养的重要性，领导非常重视，就从师范大学和专科大学优秀毕业生分配了文史专业教师，如：蔡仲德，朱同生、方承国、黄旭东、舒永梧、练达智，我们又从上海调来优秀教师俞叔倩和理化教师陈淑芬等等。
在教学管理上，进入六十年代初，附中不仅恢复附小招生，又开始招收课余学生，红领巾乐队和童声合唱也先后恢复和成立。并制定了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如各学科教学计划；定期举行学习演奏会，用以检查各专业教学进度和质量；要求语文课必须背诗词和两周写一篇作文；其他各科也有定期测验；班主任全面负责开展各种主题班会，并带领学生到部队、到社会的民众场所进行进行艺术实践。曾多次受到敬爱的周总理接见。这是附中从58年到66年逐渐步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上升时期。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时期。
那次班庆后，今年由金毓镇转来三篇同学的文章：有金毓镇的《学琴为主兼学别样》；吴灵芬的《指挥系里的一级运动员》；马骏英的《难忘岁月》。读后对我感触很大，感到自己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爱得不够”“严得也不够”，同学们的回忆文章是对我们工作的评说与检验。我将以我的母校圣约翰大学教育系的办学宗旨“社会因教育而光明，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为座右铭，终身努力实践之。
俞慧耕
2010年9月10日教师节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