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党龄生日有感
——兼谈教学中的四个探索
今年，我入党二十五年了。要是从1953年3月我在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下决心要争取参加共产党，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交上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的那天算起，到今天就是五十八年多了。在这几十年里，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要用党和人民教给我的知识和技能报效祖国，把毕生的力量全部贡献给祖国人民的音乐教育事业。现在我将近八十岁了，任然力求继续这样做下去。
回忆过去，我教书快五十年了，虽然做的很不够，但还是有一些事情让我觉得很高兴，很自豪。下面说说。
第一件事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把英国的Tonic sol-fa体系里的“协变”这个合理的原则，跟法国的固定唱名法体系里的“固定do”的原则结合起来，设计了一套35个唱名的唱名法体系，用以帮助学生们克服老体系带给他们的困难。这个体系使我后来的视唱练耳教学水平确实有了不少提高。十多年前，音乐学系有三位学生视唱练耳课学得很困难、很吃力，在二年级开始的时候转到我班上来了，我用这35个唱名的唱名法帮他们在两年里完成了三年的课程。他们在修毕考试里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三个人的平均分超过了90分。这是协变唱名法体系的功劳。在开始设计和实践这套唱名体系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先驱萧友梅老先生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介绍了一套35个唱名的体系并用于教学。我知道了这以后，非常高兴，在这点上，我居然跟他老人家想到一块儿了。有意思的是，七十年代前半期，我还在外地工作，那会儿“四人帮”还没倒台，我的做法受到当时领导搞的有组织的“商榷”，硬把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的实验班停掉了。当然我也没低头，我一直坚持我是对的。
第二件事是从七十年代起，我把律学里律学层次上的表述高音关系的视觉模型（音系网）加些改变，用到乐学层次上的乐理教学里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过十多年的教学实践，我把这个成果在咱们学报上发表了，题为《纯律音系网在基本乐理课程教学中的应用》（1986年第四期），希望能在我国音乐教育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很可惜，到现在这个方法还没有得到推广，我还是孤家寡人。我也想我的做法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得反省反省。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的，我毕竟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
第三件事是在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期间，我作为第一发明人和别的单位共同成功研制了“电子计算机调律键盘教具”。这个教具可以发出使用者要求它发出的任何音高，也就是说可以演示任何律制的声音。教具在1990年获得了文化部科学与技术进步三等奖。黄翔鹏教授曾说这教具是“填补了数字和声音之间的空白”。这个教具曾在我的课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现在，电脑已经有了完全可以代替它的功能，这个教具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做了当时我应该做的事情，很高兴。
第四件事是我简化了律学计算的方法。吕骥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律学会议上号召在音乐院校开设律学课。会后，我立即在学院开了律学课。由于我院不少同学的数学准备不够，很多人没学过高中数学，而计算又是学律学要碰到的第一个关口，我就想办法要把律学计算变得容易学些，让学生们都能顺利地学习。后来，我真的把律学里有些比较繁难的计算变得容易了，还不失其科学性和精确程度。律学变得容易学了。我在学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简化律学计算法二则》（2000年第四期），是讲简化律学计算的文章，虽然幼稚，但可能没有大错。另外，我还在几十年教学实践的过程中，编了两个律学用表，一个是《九位小数音分值反对数表》，一个是《小篇幅对数表》。前者在教学里已经使用了好几年了。后者是今年年初才最后定稿的。这个表很好用，比坊间出版的对数表不次，它会给学生们很大的方便，有的学生已经有这样的反应了。黄翔鹏教授曾经说过，律学在我国本是源远流长的，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为什么没有几个人做了呢？两个原因：一个是缺少数字和声音之间的中介物；一个是计算繁难。大概是命运让我顺应着历史的要求，在这两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我很自豪。
我懂的东西少，所以有时候胆子就过大。韩愈是个大家，但我对他有微词。他讲老师的任务，说是传道、授业、解惑。我认为，在他那个时代，能这样说确是不简单，可是从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看就很不够了。我们的时代要求我们的教师们要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巨大创造能力的人，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给韩愈的三条任务加上一条：启慧！开启学生自己的智慧之门，希望有助于开发他们的创造潜力。我在教学中就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忽略开发学生自己的智慧，要帮他们自觉地培养研究的能力，养成研究的习惯，进而能让他们享受到研究的乐趣。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按照我的信念做着。我想，要能这么想，永远朝着这个方向去做，正是一个身为共产党有的教师身负的责任。
姜夔
201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