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难忘的惊险遭遇
1946年初，我党中央向东北局作出指示：我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认真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准备将来转入反攻。将正规军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设政权，一边巩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1946年春我所在的野战二二旅的一部分分散到地处西厢的热中军分区，成立了前进剧社，我担任音乐股长。我们信心百倍地以文艺为武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停地战斗着。
1947年，我的爱人张力之调到基层游击区承德支队任政治委员，同时决定我要放弃音乐专业，去支队做宣传工作。支队所处的环境非常艰苦，没有固定的驻地，总在游击之中。为了一个大目标，我们每天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组织民兵，扩充部队。根据不同的敌情，或战斗打击敌人，或转移保持我军的有生力量。为了扩大我军的影响，中秋节后，支队秘密到敌战区“七沟”执行任务，散发宣传品，战胜了崖门子的敌驻军，缴获了战利品后，到敌战区杨仗子村的山坡下的老乡家中休息。不料天刚亮，突遭敌骑兵部队从山后偷袭，我山上执勤的哨兵被杀害。敌骑兵部队乘机长驱直下，猛扑过来，子弹从耳边嗖嗖飞过，枪林弹雨，势不可挡，情况万分危急。我部队来不及整队集合，便紧急奔向位于“杨仗子”村左面的另一座更高的大山，占领有力地形。而缺乏战斗力的部队后勤人员、侦察员、警卫员，以及马匹等，约40人，奔向村子右侧山上的小树林躲避，支队唯一的女兵——我也在其中。
我们在小树林里向斜对面的高山远望，看到部队沿着山路不停地向东前进，根本不可能与我们汇合了。在紧急关头，我立即奋勇地担当起指挥员，让侦察员下山侦察敌情，得知敌人已在村中“安营扎寨”，丝毫没有要走的样子。我和几位同志分析、商量后，决定带领大家马上转移。有人说：我们对敌占区毫不了解，向哪转移啊？！我当机立断，带领大家从山的背面（东）下山，向北走，以免被敌人发现。当时我心中唯一的投奔目标是我“杨苏纵队”（后改称宏远部队）。傍晚，有人要求糊糊口，我很同情大家：在敌占区同志们已经一天没吃饭了，实在太饿了。但为了争取宝贵的时间，我态度坚决地动员大家说：此地距铁路比较近，很危险，不可久留。如果到老乡家找东西吃，很容易暴露我们的军情。所以大家“要忍饥”、“度难关”，天黑后要迅速越过铁路才行。在说服大家的同时，我又让警卫员柴相坤找一位最贫苦的老乡给我们带路，让他走在最前面，我带着撸子枪紧跟其后，一方面感谢他的帮助，同时也以防万一。
在敌占区就这样既大胆又小心翼翼地走了一天，天黑后我们安全地越过了铁路，再向北走了一夜，拂晓到了位于“何仗子”村的“杨苏纵队”。“杨苏纵队”是打日本鬼子的特别有名的老大哥部队，他们非常热情的、很快的帮助我们安排了食宿。我又马上让侦察员去找部队，约在中午时分，侦察员遇到了部队，大家非常高兴。同志们说：他们在高山上行进时，曾用望远镜看到我们在稀疏的小树林躲着，距敌人骑兵部队近在咫尺，又着急，又难过，认为敌人很容易发现我们，以为我们可能要全部牺牲了。同志们真没想到我们这些缺乏战斗力的后勤战士，不但未被“全锅端”，而且连伤亡都没有。他们认为我们选择的投奔目标正确，在敌占区行进的路线也正确，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时机的把握即坚决又合理，这些都是我们“起死回生”的关键所在。
支队长李忠同志见到我时，紧紧握住我的手，我明白他是真诚的肯定我在关键时刻的努力，无言称赞我机智的指挥，才避免了部队的一次重大损失。李忠队长和老张同志随后拜望了“杨苏纵队”的领导，向他们表示感谢。我们休整了两天，启程回游击区。当路过“杨仗子”村时，见到了村干部和我曾休息的那家房东，他们都异常惊讶地说：“村民们都认为那位女兵一定是被打死了，不然就是被俘了。真是没想到还好好的，太不容易了！”支队长委托他们，帮助掩埋好两天前因敌人偷袭而牺牲的连长和哨兵，他们诚恳地表示：一定办好，放心。我们就告别了。
经过这次磨难，让我这名怀有三个月身孕的女同志经受住了暴风骤雨的猛烈袭击，使我在思想上、工作上、身体上受到了一次莫大的锻炼与考验。同时因为我和大家的努力，避免了部队的重大损失。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一名人民子弟兵应有的气质，应负的光荣使命。我将永生激励自己。
肖兵
注：“杨苏纵队”是根据杨（得志）、苏（振华）两位将军的称谓而命名的。
